建诤言献良策共谋发展

  上海市“十二五”规划编制大讨论正在进行,上海市政协专门成立推进小组,精心组织委员讨论,并邀请相关人士参与。三四月间,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分别召开专题座谈会,广泛听取参加人民政协的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人士以及在沪外籍人士的意见建议。在交流、交锋、交融的氛围中,委员们为上海“十二五”时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积极出谋划策。

  委员们首先分析了“十二五”时期上海改革发展的背景特点:一是全球经济处于再平衡过程中,外部需求持续减弱,低碳经济发展及强制性排放指标对工业化、城市化带来较大影响,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新一轮产业发展影响很大;二是发展面临一个短周期,即金融危机,两个长周期,即世界经济复苏时间、上海产业结构调整周期较长,经济长期保持两位数增长难度大;三是人民币国际化逐步推进,为上海到2020年基本建成与我国经济实力和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了必要条件;四是国家日益关注改善民生和发展社会事业,对上海率先构建和谐社会提出了更高要求;五是上海改革发展呈现阶段性特征,破除结构性、体制性、深层次瓶颈和障碍难度加大,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趋势带来经济社会生活同城化效应、产业布局梯度化效应和大中小城市间互补效应。

  对上海“十二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委员们提出了建设“四个中心”、实现“四个率先”、富民、建设世界城市等观点。委员们认为,应把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十二五”规划主线,从结构调整、科技创新、政府职能转变、社会和民生发展等多方面统筹安排,处理好传统工业和先进制造业、轻工业和重工业,产业转移中市里和市外、产业布局调整中区与区的关系。也有委员认为“十二五”规划主线应与“十一五”规划提出的“增强城市国际竞争力”主线相衔接。这里摘编部分委员发言。

  李德水(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上海要放下GDP增长速度这个“包袱”,主动调整产业结构,率先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力争成为调结构、促转型的典范。

  改革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是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的根本办法。上海要继续实现大发展,就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特别要紧紧抓住浦东综合配套改革试点这个突破口,深入推进政府、企业、市场、社会整体改革,借此推动各部门、各领域的改革发展。

  上海要加快实现“两个聚焦”,即:聚焦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推动金融改革和创新;聚焦张江高科技园区,创新科研体制和园区管理体制,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徐海峰(市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建设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制定“十二五”规划,应敢于打破GDP的束缚,在思维、生活、保障、管理、考核方式上转变。思维方式转变应走在最前面,一是把通过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经济结构的优化作为基本思路;二是把提高人力资源和科技创新水平放在中心位置;三是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重点放在提高农村基础设施、医保、社保质量上。

  郑韶(市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市发展改革研究院研究员):现在上海的发展到了关键时刻,主旋律是转型,转型的目标就是建设“四个中心”。到2020年,“四个中心”建成了,上海就能够实现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结构转型。

  从“四个中心”建设情况看。首先是金融中心建设面临现实问题。人民币国际化15年到20年后才可能完成,国家金融资源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的贷款余额还不及浙江。只有当国家对金融资源由行政调控转为市场调节时,上海才能建成“标准”的国际金融中心。

  其次是贸易中心。当前上海无论是对外贸易总量占全国的份额,还是商业中心的地位,还是电子商务的发展,都有下滑的趋势。

  第三是航运中心。上海贸易中心地位下滑,直接影响到航运中心建设。上海航运业务与江浙两省的竞争日趋激烈。江苏、浙江都在大力发展自己的港口。我们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要看到这些客观因素。

  建设“四个中心”,从策略上讲,贸易不要放手。上海市民有越来越高的消费能力,上海本身有强大的贸易集聚能力。我们要把国内商业、国际贸易、电子商务三者统和起来,打造贸易中心,然后再带动其他中心建设。

  “十二五”期间,我们建议上海在两个方面下功夫:一是要完善市场机制,为市场主体提供效益好、风险低、机会成本低的发展环境,使上海成为各类厂商特别是民营经济发展的乐园;二是要培育市场主体,首先是从“富民”的理念出发,调动人的积极性。同时要解决“市场主体再造”的问题。上海的国有企业没有改革到位,大量的资源配置在低效率的部门。

  归根到底,要重视市场。“四个中心”是四个市场,政府要服务“四个中心”的市场。

  王志雄(市政协常委,市统计局局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在发展中转型。

  上海的投资结构中民营投资比重偏低,分配中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低于全国,二元对比系数远低于发达国家;产业发展中,二产产品覆盖率远低于周边省市;三产中的证券、房产所占比重波动大,按照投入产出分析,还是以传统服务业为主,新的增长点不明显。

  我们要在开放中转型。我们引进了外资但主要是发展低附加值的产业,放开了市场但没有换来先进的技术。对外开放到了要提升质量的时候。

  还要在发挥优势中转型。上海科技创新体系可在全国率先有突破。发展现代服务业应该说很有优势,市民经商意识强,法制建设基础好等都是优势。

  四是在改革创新中转型。干部需要提高胆识和能力,特别是提高开拓能力,用好用足政策。

  高叔平(市政协常委,香港华明行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应在“十二五”时期提升城市自主创新能力,加快创意产业发展。

  首先要培养并吸引有专业素养的创意产业从业人员。鼓励高校、职业学院开设相关专业、学科,培养创意产业专业人才。二是推进创意产品与金融资本结合。如鼓励银行向相关产业提供优惠利率的贷款,或由政府推出不同的融资计划,帮助新兴创意企业发展核心业务。三是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制定法律法规,杜绝盗版对创意产业的破坏,确保创意产业的生存空间。四是为新兴创意企业提供适度的政策倾斜。如政府带头采购或采用新兴创意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使其能公平地与传统的、发展成熟的产业竞争。五是提供良好的硬件条件,包括基础设施、园区、大型的创作生产基地等,减低创意产业的生产成本、运营成本。

  丁金宏(市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世博会带来的一个影响,是大城市优势地位进一步得到发挥;二是对生活质量要求空前提高,高科技、低碳生活的理念会在进一步发酵,形成导向;三是世博园区的建设会扩大中心城区的范围,会展业等的布局会有新的形态。

  农民到城市就业,面临就业机会、报酬待遇、福利保障等方面的不公平,城保、镇保、农保没有实现有序衔接。城乡一体化并不意味着农村完全等同于城市,而应体现在农村的基础设施,农民的就业、保障、生活水平与城市基本相同。

  要理清土地、农民、产业三者的关系。在以规模化经营的理念发展现代农业的过程中,着力推进土地流转是关键环节,但所涉及的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之间关系等体制机制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对城市建设用地、农村建设用地、农业用地应明确界定,尤其在土地征用过程中加大力度保障农民的利益。

  鉴于原“1966”城镇体系规划中的松江、嘉定、临港新城已得到很大发展,迫切需要重新编制上海新城镇体系建设整体规划。

  应创新郊区新城镇建设管理体制,目前郊区新城受到区县管理的局限。建议采用市级统筹、市区联手的开发建设模式,区级层面负责具体建设推进工作。

  同时要优化配置新城公共服务资源。引导中心城区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优质社会资源向新城转移,借此提高新城对长三角周边城市的辐射力和影响力。

  李鸣(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上海东亚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建议“十二五”时期加快培育、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居民结构,逐步提升居民生活水准,缓解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压力。

  在中心城区大量兴建经济适用租赁房。重点解决青年就业者和青年结婚人群的住房问题,租赁期限为10年或更长时间,提倡“人人有居住,而不是人人拥有住房”。发展职业教育,培养高技术人才,扩大白领以外的中等收入群体。

  提供家庭综合休闲娱乐生活服务。打破条块分割,整合社区卫生中心、文化中心、体育运动场地等资源。政府在完成硬件建设以后,可将使用权委托出去,通过市场化运作,为老百姓提供低收费的服务,同时减少财政负担和资源浪费。

  城市的文化发展需要大师、名家、名作来引导,文化管理应是营造大师辈出的文化氛围和管理环境。文化发展需要宽松、宽容的环境。此外,把文化作为公益事业发展时,应科学配置资源。比如,在乡村建低端的文化中心,不如给每个村民每年发一张卡,让他们自由选择去看电影或在书店买书,共同享有这些文化资源。

  现在国家加大投入,同时应当支持医疗服务下沉。实际上,很多小毛病可以在地段医院解决。但三级医院人满为患,地段医院门可罗雀,大家对地段医院的信任度不够,因为没有好的医生,也没有好的医疗条件。国家要保障基础医疗,但统统包下来是不可能的,连发达国家也做不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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